[摘要] 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企业，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土地资产波动引发一系列资产负债表配置的变化可能就会产生类似于“中枢系统”的作用，与之连接的多条线路上下串连、左右不连，以土地资产配置为核心的上下垂直层级、
二、土地财政是跨领域的监测指标
土地资产与中央政府的上下串连：从历史经验看，中央政府对土地财政调控的出发点往往是房地产泡沫和耕地保护，而调控的手段既可以是市场化的分成率调节、房地产紧缩，也可以是硬性的行政调节，但调控效果则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否存在一致性。
，中央政府在不同阶段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变化往往是引发土地资产价格短期波动的直接触发因素之一。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央政府土地政策的目标有：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维护农民利益和防止贫富分化、抑制房地产泡沫和防止经济过热、适度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地方政府的土地目标则相对单一，侧重于扩大建设用地，加快本地区工业和经济增长，以获得增值税和土地出让金的分成。因此，往往是在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滑风险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在土地政策方面的目标才相对容易取得一致。
在经济上行期间，尽管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计划管理，包括制定土地利用总规划和年度计划、加强土地执法检查，然而在执行层面，中央政府依然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其有效性和政策效果往往容易与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出现一定的不一致。
第二，原则上，中央政府调节增值税分成率、土地出让金分成率和农地补偿分成率是实现调控效果的重要手段，实施判别化的增值税分成率可能是未来税制的潜在方向，这也将对土地资产的配置产生大的影响。这三个分成率是土地政策最为核心的调节手段，从潜在的实施效果看，土地出让金分成率的改变通常会迫使地方政府倾向于使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隐匿土地收入，会减少土地资产配置的效率，从长期来看，农地补偿分成率的改变与土地增值税分成率的改变则可能成为未来土地政策重大制度变革的两个方向。
以土地增值税的分成率为例，目前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有两项：25%的增值税分成和80%的土地出让金分成，为了抑制房价上升或经济过热，中央政府通过调节这两个分成率即可实现目标。如果将增值税分成率提高同时将土地出让金分成率调低，这个分成率变化的潜在效果会是：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引进劳动力和知识技术来提高工业增加值，而不是通过依赖卖地来获取土地收入。
土地资产与中央银行的上下串连：土地价格上升和建设用地供给增加不仅直接形成了投资的起点，也通过土地抵押形成了投资主体的自有资金而具有杠杆功能，从而参与货币创造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投放土地与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具有类似的功能，土地供给一定程度影响了货币供给和M2增速，这是货币内生化的内涵之一。
，土地是形成投资的起点。目前中国建设用地的供给结构大类可分为：房地产用地、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三者占比约为30%、32%、26%。土地作为最原始的生产要素，经过初期的“七通一平”形成步的土地整改投资之后，以不同形式分别实现与各种设备和原材料的进一步结合，形成更大规模的投资。这带来两点指示含义：建设用地指标是观察总量投资规模与增速的最为领先指标；建设用地的分项比例则显示了房地产、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比例，不同省市投资的着力点及方向都可能通过观察这个比例而获知相关信息。
第二，土地相当于投资主体的自有资本金，是使用金融杠杆的支点，地方政府投放土地与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是形成货币需求与供给的重要支撑。地方政府以不同方式向外商、开发商等投资主体投放土地，相当于增加了这些机构的自有资本金，使之可以扩大信用，使用金融杠杆，从而动用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从这个这个相对狭义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此时投放了土地即相当于投放了货币，也放大了投资总规模，因此，土地投放过程即相当于货币创造过程。
第三，土地杠杆的使用者并非只有地方政府一家，国有企业、产业园区、高校甚至中央政府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益方，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需求与供给产生影响。土地财政的受益方是多元的，国有企业、中央部委(最典型的是铁道部)、高校所拥有的国有土地，无论是以前占有的、还是后来划拨或购买的，都可以进入土地资产货币化的通道，也以同样的方式推动着投资规模和货币需求的扩张。
然而，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中央政府也是土地财政的间接受益者，这是因为：一方面土地出让金以一定比例与中央分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土地低价用于工业用途的目标在于获得25%的增值税分成，然而，其余75%的部分则形成了中央财政收入。
因此，近年来中央政府增值税的迅速增加一定程度也可以说是土地财政间接带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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